後唐
後唐（其自號曰唐，史家冠以「後」字，以別於李唐；其君本沙陀朱邪氏，唐嘗賜姓李，故亦謂之沙陀唐），五代之二也。晉王克用之子存勗，以河東之眾破梁，建號曰唐，都於洛陽，是為莊宗。起同光元年，訖清泰三年（當西曆九二三年至九三六年），凡四主，十有四年。其初即位，所管節度十有三，州五十[一]；既滅梁室，復併前蜀，河南河北之壤，東川西川之疆，悉入輿圖[二]。及乎末造，石敬瑭召契丹之師，帝舉族自燔，而晉代之[三]。
朱邪之族，本出西突厥，其後別號沙陀，遂以朱邪為氏[四]。懿宗咸通十年，朱邪赤心以破龐勛之功，拜單于大都護、振武軍節度使，賜姓名曰李國昌，籍之宗屬[四]。國昌之子克用，善騎射，能仰中雙鳧；軍中號曰李鴉兒，一目眇焉，又稱獨眼龍[四]。中和三年，率沙陀之眾以入關，大戰渭橋，先登光泰之門，巢敗南走，京師以平，功為第一，遂拜河東節度使[四]。乾寧二年，昭宗嘉其勤王，賜號忠正平難功臣，封晉王[四]。
天祐五年正月，克用薨，存勗嗣王位於太原；叔父克寧謀叛，執而戕之，內難以定[二]。是歲乘霧趨上黨，破梁夾城；八年正月，敗梁軍於柏鄉，斬首二萬級，獲其將校三百人、馬三千匹；十一年，殺燕王劉守光於太原；十九年正月，敗契丹於新城、望都，追奔至於幽州[二]。晉雖未帝，而不奉梁朔，猶稱天祐之號，蓋以唐統自任也[二]。
同光元年三月，築即位之壇於魏州牙城之南。夏四月己巳，升壇祭告昊天上帝，遂即皇帝位，改天祐二十年為同光元年，大赦天下[一]。詔升魏州為東京興唐府，太原為西京，鎮州為北都；以豆盧革為門下侍郎、盧程為中書侍郎，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以中門使郭崇韜、昭義監軍使張居翰並為樞密使[一][二]。
是年冬十月壬申，如鄆州以襲梁，甲戌取中都，丁丑取曹州，己卯而梁亡，敬翔自殺[二]。十一月，復汴州為宣武軍；辛酉復永平軍為西都，甲子如洛京。十二月庚午朔，至自汴州，遂宅於洛[二]。三年三月辛酉，改東京為鄴都，以洛京為東都[二]。同年九月庚子，以魏王繼岌為西川四面行營都統，郭崇韜為招討使以伐蜀；十一月己酉，前蜀主衍降，兩川遂入於唐[二]。
莊宗既有天下，志滿而政弛。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，命教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、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為憲州刺史[二]；租庸掊斂，怨讟繁興。同光四年正月甲子，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二子於蜀，歐陽修謂實皇后劉氏作教而遣之[二]。二月癸巳，鄴都軍將趙在禮反於貝州；三月，李嗣源反，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繼之。夏四月丁亥朔，皇帝崩，年四十有三；屍為伶人所焚，明宗入洛，乃得其骨燼，葬於新安，號曰雍陵[二]。
明宗嗣源，代北人也，本名邈佶烈，太祖養以為子而賜之名[五]。天成元年四月丙午，即位於柩前；甲寅，大赦改元[五]。在位七年，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；兵革粗息，年屢豐登，生民實賴以休息[五]。嘗夜焚香祝天曰：「臣本蕃人，豈足治天下！世亂久矣，願天早生聖人。」自初即位，減罷宮人伶官，廢內藏庫，四方所上悉歸有司；數問宰相馮道等以民間疾苦，吏有犯贓輒寘之死[五]。然果於誅殺，屢以非辜加於臣下。長興四年十一月，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，不克伏誅，帝由是飲恨；戊戌，崩於雍和殿，年六十有七，陵曰徽陵[五]。
閔帝從厚，明宗第五子也。長興四年十二月癸卯朔，發喪於西宮，即位於柩前；應順元年正月戊寅，大赦改元[六]。二月，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。三月丙辰，王思同兵潰，尹暉、楊思權以其軍叛降；丁卯，安從進殺馮贇，朱弘昭自殺；戊辰，帝出如衞州[六]。
末帝從珂，鎮州平山人，本姓王氏，明宗養之為子[六]。清泰元年四月乙亥即位；丙子，率河南民財以賞軍；丁丑，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；戊寅，弒鄂王[六]。賞賚既濫，國用益屈，猜嫌日深，而禍胎成矣。
清泰三年三月，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。五月，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討使，楊光遠副之[六]。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，令桑維翰草表稱臣，且請以父禮事之，約事捷之日，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。劉知遠諫曰：「稱臣可矣，以父事之太過。厚以金帛賂之，自足致其兵，不必許以土田，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，悔之無及。」敬瑭不從[七]。
九月甲辰，張敬達與契丹戰於太原，敗績，契丹圍之於晉安[六]。十一月丁酉，契丹主作冊書，命敬瑭為大晉皇帝，築壇於柳林而立之；割幽、薊、瀛、莫、涿、檀、順、新、媯、儒、武、雲、應、寰、朔、蔚十六州以與契丹，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[七]。閏月甲子，楊光遠殺張敬達，以其軍降於契丹[六]。
閏月辛巳辰時，帝舉族與皇太后曹氏自燔於元武樓（舊史原文如此）。石敬瑭入洛，得其燼骨於火中，明年三月，詔葬於徽陵之封中[三]。唐於是亡，凡四主十有四年，而晉興焉。所割之地，北抵燕雲，藩籬盡撤；知遠土田之諫，遂為後世之讖[七]。
樞密之任，唐世以宦者為之，其職甚微；至莊宗始參用士人，而與宰相權任相鈞[二]。長興元年八月乙未，以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為三司使，三司之官，肇端於此[五]。二年十二月甲寅朔，除鐵禁，初稅農具錢，後世因之[五]。然方鎮之強，猶襲唐末之敝：孟知祥據兩川以叛，董璋繼之，後蜀之基肇焉[五]。
薛居正之論明宗曰：「及應運以君臨，能力行於王化，政皆中道，時亦小康，近代已來，亦可宗也。」[八]歐陽修則謂其出於夷狄而純質寬仁，然仁而不明，卒陷大惡[五]。當是時，大理少卿康澄上疏，言為國者有不足懼者五、深可畏者六：賢士藏匿、四民遷業、上下相徇、廉恥道消、毀譽亂真、直言不聞，是為六畏；識者多其切中時病[五]。溫公載末帝之亡，備詳割地之議，而以知遠之諫繫焉[七]。至若末帝之壽，薛史書五十有二，歐史之注書五十有一，二書互異，莫能質定[三][六]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