湘軍

湘軍者，清季曾國藩所創之勇營也。咸豐二年奉旨治團練於長沙，三年而成軍，號曰湘勇。以書生而將農夫，以鄉誼而聯行伍；起於一省之團練，終為天下之勁旅。太平天國既平，淮軍代興；一代兵政之變，實自此始。

創始

咸豐二年，曾國藩典試江西，中道丁母憂而歸。明年，太平軍破江寧，據為都邑，天下騷動；而國藩已前奉旨辦團練於長沙。初欲疏請終制，郭嵩燾諫曰：「公素具澄清之抱，今不乘時自效，如君父何？且墨絰從戎，古制也。」遂不復辭。

其募也有法：「取明戚繼光遺法，募農民樸實壯健者，朝夕訓練之。將領率用諸生，統眾數不逾五百，號『湘勇』。」《清史稿·兵志》亦紀之曰：「咸豐二年，命曾國籓治湖南練勇，定湘軍營哨之制，為防軍營制所昉。」一營五百之制，實其所創；後世防練之章，皆祖於是。

其取士也不論門第：「騰書遐邇，雖卑賤與鈞禮；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，莫不往見，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。」其行法也不假有司：「立三等法，不以煩府縣獄；旬月中，莠民猾胥，便宜捕斬二百餘人。」是以謗讟四起，自巡撫司道以下皆心非之，而國藩持之愈堅。嘗與標兵相鬨，闌入行台；訴諸巡撫而不為理，即日移營城外以避。或問何不上聞，國藩歎曰：「大難未已，吾人敢以私憤瀆君父乎？」

其立水師，尤見遠識。與郭嵩燾、江忠源論東南形勢多阻水，謂「勦賊非治水師不可」，乃奏請造戰艦於衡州。「匠卒無曉船制者，短橈長槳，出自精思，以人力勝風水，遂成大小二百四十艦。募水陸萬人，水軍以褚汝航、楊載福、彭玉麟領之，陸軍以塔齊布、羅澤南領之。」

其出師也，先以檄告。曾氏《討粵匪檄》，斥其「竊外夷之緒，崇天主之教」，謂「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，《詩》、《書》典則，一旦掃地盪盡；此豈獨我大清之變，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」；終之曰：「本部堂奉天子命，統師二萬，水陸並進，誓將臥薪嘗膽，殄此凶逆。」不號於忠君而號於衛道，故士林翕然應之。其得人心，正在於此。

轉戰

初出之師，屢戰而北。「舟師初出湖，大風，損數十艘；陸師至岳州，前隊潰退，引還長沙。」及靖港之役，「國籓憤投水，幕下士章壽麟掖起之，得不死」。同時塔齊布大破敵於湘潭；國藩營高峰寺，重整軍實，時人皆揶揄之。或請益兵，國藩曰：

吾水陸萬人非不多，而遇賊即潰。岳州之敗，水師拒戰者惟載福一營；湘潭之戰，陸師塔齊布、水師載福各兩營。以此知兵貴精不貴多。

又曰：古人用兵，先明功罪賞罰；「今世亂，賢人君子皆潛伏，吾以義聲倡導，同履危亡。諸公之初從我，非以利動也，故於法亦有難施，其致敗由此。」諸將聞之皆服。湘潭既捷，撫提上其功而國藩請其罪；朝廷乃免鮑起豹，以塔齊布代之。「受印日，士民聚觀，嘆詫國籓為知人，而天子能明見萬里也。」

繼下城陵磯，會師金口，復武昌、漢陽；水師奮厲無前，大破敵於田家鎮。及入鄱陽，太平軍築壘湖口以斷其後，「外江、內湖阻絕」；復乘舴艋夜襲，擲火燒其坐船，「國籓跳而免，水師遂大亂」。困厄如此，而其軍終不解體。

咸豐六年，石達開自湖北入江西，連下八府一州；國藩困守南昌。「羽檄交馳，不廢吟誦」，作《水陸師得勝歌》，教軍士戰守技藝、結營布陣之法，「歌者咸感奮，以殺賊敢死為榮」。羅澤南力請西援湖北，卒死於軍；彭玉麟聞警，「芒鞋走千里，穿賊中至南昌助守」。胡林翼既撫湖北，圍九江，破湖口，「水師絕數年復合」；楊載福連拔望江、東流。「由是湘軍水師名天下。」

咸豐十年閏三月，江南大營再潰，蘇州、常州相繼而失。左宗棠聞之歎曰：「此勝敗之轉機也！江南諸軍，將蹇兵疲久矣；滌而清之，庶幾後來可藉手乎？」胡林翼曰：「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，天下不足平也。（不足，不難之謂也）」於是授兩江總督，尋為欽差大臣。或請撤安慶之圍以應急，國藩曰：「安慶一軍為克金陵張本，不可動也。」

駐祁門之冬，三面受敵，軍報不通，將吏惵然；固請移營以就水師，國藩曰：「無故退軍，兵家所忌。」卒不從。「身在軍中，意氣自如，時與賓佐酌酒論文。」守休寧也，八營潰於雨中，乃草遺囑寄家，誓死不去。十一年八月，曾國荃遂克安慶。

同治三年五月，水師克九洑洲，江寧合圍；曾國荃攻之益急，遂克其城。「江寧平，天子褒功，加太子太傅，封一等毅勇侯，賞雙眼翎。開國以來，文臣封侯自是始。」

制度

其異於經制之師者三。一曰兵歸於將：營官自募其哨，哨官自募其勇；一將既去，全營隨散，故上下相得而死生與共。二曰士人領軍：將領率用諸生，以義理相激而不以刑名相繩，故其軍知恥好名，敗而能復聚。三曰厚餉嚴法：綠營之餉「不及防勇四分之一，升擢擁滯」，故「咸辭兵就勇」。湘勇之所以得人，即舊軍之所以遂虛設也。

其弊亦即在此：兵屬於將而不屬於國，餉出於省而不出於部；養成之後，遂為專征之資。故國藩功成而後，「粥粥如畏」；穆宗每簡督撫，密詢其人，「未敢指缺疏薦，以謂疆臣既專征伐，不當更分黜陟之柄，外重內輕之漸，不可不防」。知其弊者，正創其法者也。

其終則自裁之。史載：「國籓練湘軍，謂必萬眾一心，乃可辦賊，故以忠誠倡天下。其後又謂淮上風氣勁，宜別立一軍；湘勇利山徑，馳騁平原非所長，且用武十年，氣亦稍衰矣，故欲練淮士為湘勇之繼。至是東南大定，裁湘軍，進淮軍。」創之者裁之，繼之者代之；一興一替，皆出其手。

然其緒未嘗盡絕。《兵志》曰：「迨國籓奉命東征，湘勇外益以淮勇，多至二百營；左宗棠平西陲，所部楚軍亦百數十營。」楚軍者，湘軍之別支；西征新疆之功，實與之同源。同治二年，直隸之營「改仿湘軍成規，以五百人為一營」；其後練軍之制，「營哨餉章，悉准湘、淮軍制」。是則軍雖既裁，而法行天下矣。

論議

近世治其史者，以團練之興為地方武化之樞：紳權既張，兵柄下移；朝廷不得不倚之，而又不能不防之。

蓋湘軍之起，緣於經制之壞：綠營疲弱而餉薄，遇敵即潰。國藩不得已而募農夫、用諸生、立新制；以名教為旗鼓，以鄉誼為維繫，以厚餉為驅策。故能屢敗而不散，久困而不解；十年血戰而克金陵，文臣封侯，自古所無。

然其法既立，其弊亦生：將擁其兵，省擅其餉；督撫專征而朝廷失柄。國藩自知之，故功成而急裁；然裁湘進淮，淮之弊猶湘也。及淮軍覆於甲午，新軍代之而起；督撫擁兵之風，遂終清之世而不能革。

論其功，則救一朝之危；論其弊，則開百年之亂。二者並見於一軍之始終；讀史者於此，可以觀矣。

書目

• Kuhn氏（名Philip A.）《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: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, 1796–1864》。收「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」其四十九，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刊諸Cambridge，ISBN 978-0-674-74951-1。